国务院应加强对行政法规、规章的审查和清理工作。

[2] 由于表达权所具有的特殊宪政价值，该权利在国际人权公约以及各国宪法中得到普遍确认。一位名叫拉米·莫尔的医生要求以色列一家宽带运营商提供发表诽谤性言论的一名匿名博客主的真实身份信息，被拒绝后起诉到法院。

在上述国家中，除了欧盟成员国外，还包括白俄罗斯、加拿大、罗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美国。对公民的网下行为，法律限制的效果比较明显，因为行为人很容易被发现，并追究其违法责任。由于限制具有剥夺、阻碍的性质，限制失当即可能造成对权利的侵害，故国家在限制网络匿名表达权时需恪守一定的原则界限，注意选择适当的限制方法，具体而言：1.要考量该项权利所蕴含的民主价值，进行法益衡量考量网络匿名表达权所蕴含的民主价值，进行法益衡量的要求可以称之为法益衡量原则。文章来源：《法商研究》2012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2013年第1期全文转载。摘要: 网络匿名表达权是公民通过网络匿名或使用假名针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而不受非法干涉的权利，具有宪法权利的属性，受宪法保护。

反对者则认为匿名表达为人们公开讨论，表达自己真实想法，提出有价值的观点提供了一种机制。由于传统的宪法理论和判例主要针对的是表达内容的保护，这决定了网络匿名表达权的保护不能简单地套用传统理论，而需要在宪政实践中不断探索对权利主体匿名身份的保护方法，以丰富表达权保护理论。弗兰克斯（Franks）委员会在1957年公布的《关于行政裁判所和调查的委员会报告》（Report on the Committee on Administrative Tribunals and Enquiries, Cmnd.218（1957））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理念、舆论和制度上开始孵化司法化，认为裁判所应当视为是议会授予的裁决机制，而不是行政机制的一部分（tribunals should properly be regarded as machinery provided by Parliament for adjudication rather than as part of the machinery of administration）。

首先，是行政科层制上的条块设置，依据领导关系，实现层级监督。[14] 行政裁判所实际上变成了专门法院二、宪法惯例的从属性在《英宪精义》第一版序言中，戴雪坦言他的这本书旨在处理弥漫在现代英国宪法中的两条或三条指导性原则，（p.xxv）而30年后，在为第八版所写的导言中，戴雪再次言明他这本书唯一的目标是解释和阐明英国现行宪法中三个主要特征。可以肯定的是，首先区分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的肯定不是布莱斯，而且至少在1901年他是明确反对这种区分的。

[14]在戴雪之前，诸多研究英国宪法的学者都注意到惯例在英国宪法中的重要意义，但这些学者的研究有个共同点，他们都将惯例与法律对立起来，认为惯例不具有法律效力，参见O.Hood Phillips,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 Dicey`s Predecessors, in The Modern Law Review, Vol. 29, No.2 (Nar., 1966), pp.137-148.[15]事实却是如戴雪所言，政治学者对宪法惯例的研究更为重视，即便他们同样认为宪法惯例虽然具有约束力，但不具有法律效力，如白哲特的《英国宪制》和赫恩的《英格兰政制》，戴雪抱怨他们太过关注惯例，以至于怠慢了法律。[22]弗里曼认为，像所有其他的英国事物一样，我们的不成文宪法的典则是一点一滴地成长起来的，其中绝大多数是静默地成长的，没有任何为人所知的创造者。

姚岳绒：《中国宪法语境中不宜使用‘不成文宪法》，载《法学》，2011年第6期，114-148页。[21]梅特兰同样认为：宪法一词当然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词语，但却并非英国法中的专业术语。然而，詹宁斯的这个批评并不能成立，戴雪并不否则存在着源自其他渊源的未经法院确认的宪法实践或宪法惯例，戴雪只是想强调这些宪法实践和宪法惯例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宪法或宪法律。需要指出的是，戴雪有时也会在另外一种意义上使用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在详细阐述了美国宪法中同样存在宪法律与宪法惯例的区分后，戴雪说：因此，在成文宪法之下，亦如在不成文宪法之下，我们都可以发现宪法律与宪法惯例的区分的完全存在。

正因为如此，宪法惯例有其终极目的，并不是任何关涉主权权力运作的习惯都可以称为宪法惯例，存在着判断宪法惯例的价值标准：宪法惯例的目的是确保议会，或议会间接任命的内阁，最终实现此种权力的意志，在现代英国，此种权力即国家的真正的政治主权——选民或者（用流行但却不太准确的语言说）民族中的大多数人的主权。宪法的全部对象必须将‘宪法惯例包括进来……正是在戴雪上述划分的基础上，为了与这种流行的成文宪法概念相对照，英国的宪法被称之为不成文宪法，其中宪法性法律和宪法惯例成为这种不成文宪法的核心内容。此外，詹宁斯并没有完全接受戴雪的论述，而是对戴雪的论述所有批判，因此他对宪法惯例的看法与戴雪对宪法惯例的看法是不完全一致的。总之，在我们的成文法旁边，已经生长出不成文的或惯例性的宪法。

【注释】[1]有代表性的论述参见周永坤：《不成文宪法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法学》，2011年第3期，26-33页。（p. 291）因此宪法惯例和宪法律不但不是相脱离或相违背的，相反，他们实际上具有一致性，部分宪法律是得到法院确认的宪法惯例，而宪法惯例是正在等待着得到法院确认的准宪法律。

2.判例法，或从司法判决推断出的法律。而且，詹宁斯要表达的是，宪法性法律和宪法惯例是英国宪法规则的核心内容，并没有说是不成文宪法的核心内容。

正因为如此，宪法惯例虽不是法律，但就其事实上具有约束力来说，它们从如下事实中获得它们的制裁力，即无论谁违反了宪法惯例，他最终必然违反法律，从而招致一个违法者应受的惩罚。这些规则所构成的宪法（constitutional law）才真正符合这个概念的本来含义，为了区分起见，它们被统称为宪法律（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然而，议会至上原则并不是通过司法判决确立的，而是通过武装冲突、《权利法案》和《王位继承法》确立的。（p.279）不只是戴雪，戴雪的好友布莱斯也反对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的分类。[1]不过，在笔者看来，强世功教授这两篇文章中更值得关注的是他有关不成文宪法的法理基础的论述，由于强世功教授超强的叙述能力和修辞技巧，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述常常被读者理所当然地接受，甚至他的批评者也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他的一些误导性说辞，特别是有关戴雪与英国不成文宪法的论述。在所谓的不成文宪法中，将实践中具有约束力的习俗或先例进行成文化的记录的倾向是非常强的，旨在使得此记录类似于形式上制定的法律，而非是增加不成文宪法，虽然不成文宪法起源于习俗，但总是包含着制定法。

参见毕洪海为《民主国家的法官》所写的译者前言立宪民主的守护者第一节以色列的宪法革命，载巴拉克：《民主国家的法官》，毕洪海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3-13页。宪法惯例2009年，强世功教授先后在《读书》上发表了《不成文宪：英国宪法学传统的启示》，在《开放时代》上发表了《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极大地刺激了法律人的神经，一时引起诸多争议。

这是一个成文宪法的时代，[38]任何所谓的不成文宪法的研究，都无法回避成文宪法的主导性，英国自然也不列外，戴雪以来的英国宪法学者，都在努力地从实质上探索英国宪法规则，成文与否并不是他们关注的主要对象，更不用说以不成文宪法自居了。英国不成文宪法的成长实际上始于1688年革命以后，也就是在英国一系列重要的成文法律颁行以后，在此之前，无论在宪法教义上还是在宪政实践中，没有如此之多的重要的变革在未经记录在任何成文的制定法中时，赢得如此普遍的接受。

（p. cxlv-cxlvi）在戴雪看来，宪法学研究的对象是宪法律，法律人真正的任务是揭示出那些隐藏在宪法各部分中的法律规则，也就是那些被法院所认可的规则，无论它们是否成文。另一套规则是由惯例（conventions）、共识（understandings）、习惯（habits）或常例（practices ）构成的。

参见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8页。[10]反过来说，成文的既可能是宪法律也可能是宪法惯例，不成文的同样既可能是宪法律也可能是宪法惯例。（p.cxliii）成文法与不成文法的区分在任何意义上都和宪法律与宪法惯例的区分不相匹配。因此，任何有关不成文宪法的论述，首先要梳理清楚不成文宪法这个概念在英国本土的观念流变，必须历史地理解这个概念，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理解何谓不成文宪法以及不成文宪法的宪政意义及其限度。

[9]后者则不胜枚举，最著名的如国王必须赞同或者（用不那么准确的表述）不能否决议会两院通过的任何法案。一、宪法律—宪法惯例分类结构下的不成文宪法戴雪作《英宪精义》，目的是为英国争口气，反驳英国宪法根本不存在（p.cxxxix）的论断，阐明英国宪法的义理和范围，因此首先就要讲明何为宪法？戴雪认为英格兰所使用的宪法这个词看上去包括所有直接或间接影响这个国家内主权权力的分配和运行的规则，使用规则（rules）而非法律（laws）是有意为之，目的是让读者注意组成宪法的规则实际上包括两套截然不同的原则或准则：一套规则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laws），因为它们是由法院强制实施的规则（无论这些规则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是以制定法形式颁布的还是源于一大堆习惯、传统或以普通法而著称的法官创造的准据）。

惠尔明确声明狭义的宪法是较普遍的用法，本书即采， 此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直到戴雪的时代，英国人对英国宪法的实质所指，并没有一个完全清晰的界定，诚如弗里曼所言：到十七世纪末，我们可以公平地说，宪法与法律之间毫无差别。

法官过去所做的只不过是默认政治权威存在这样的简单事实，虽然从未明确要求他们这样默认。参见W.I.詹宁斯：《法与宪法》，龚祥瑞、侯健译，三联书店，1997年，28-29页。

宪政领域内无声的变革已经为我们在成文法律的旁边生长出惯例性的宪法，不成文宪法或惯例性宪法是在成文法之旁生长起来的，也就是说，无论从不成文宪法发展的历史和实践中的运作来说，不成文宪法都是依托在成文法律之上的。（p.115-116）[8]也就是说，英国宪法是普通法律发展的结果，而非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普通法律是宪法逻辑演绎的结果。（p.39、66.）四、宪法典与不成文宪法至此可以看出，在戴雪那个时代，也就是英国学者开始大量在宪法（constitution）的名义下研究实质宪法原则与规则的时代，英国人自己对英国的所谓不成文宪法并没有统一的认识，甚至可以说并不太在意不成文宪法这个概念。而像梅特兰的英国宪法史的研究，同样是要界定宪法研究的有效范围，将宪法从英国法中提炼出来，是限定而非拓展宪法学研究。

进而言之，如果说成文法未经诉讼（形成案例和惯例）无法律上（特定语境）的确切含义，那是普通法的一大原则。它们仍然是宪法实践或宪法惯例。

纯粹不成文的和惯例性的典则的牢固建立是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即便我们接受强世功教授的说法，将宪法惯例视为不成文宪法的核心，那么基于上述分析，强世功教授的下述说法也是毫无根据的：‘不成文宪法与‘成文宪法并不是并列关系，而应当是前者包含、囊括了后者。

[29]不过同样的问题又来了，在普通法宪法中，不断有制定法通过，取代或修改习俗和惯例，最终最重要的宪法原则均被纳入到制定法中了。尽管这些规则也规制着主权权力的几个部分、大臣和其他官员的行为，但它们在事实上根本不是法律，因为它们不能被法院强制实施。